西迁精神、西迁人
朱继洲[1]
为了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推动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建设，2002年9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组建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是研究大学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学术性研究的机构。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承担并顺利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课题；中心已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论坛”和“大学文化高层论坛”，2011年出版了第一批《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推动了对大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特别对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是当代中国大学人的一项创举。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是大学文化? 什么是具有办学百年以上历史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
一、什么是大学文化、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氛围,是引导人、激励人、鼓舞人的一种内在动力,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一面旗帜。
大学时光，特别是本科时光，最重要的，似乎是形成一种人文精神，逐渐达成人格的成熟，并进而摸索出个人发展的道路。
我国有位教育家提出了个泡菜理论,泡菜水的味道决定了泡出来的萝卡、白菜的味道。学校全部的工作就是调整好这个泡菜水,营造高品位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在这氛围中去思考、理解、感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完善自己。
大学文化是一所高校的精髓和灵魂,是激发高校活力的源泉,是构成高校办学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文化由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校园文化四个层面构成。
高等学校的教育是专业教育，是为国家培养能适应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但是学生在高等学府内，更重要的是感受一种文化熏陶，包括学校的学术氛围、教师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高雅的文化熏陶等。环境和氛围是在一个群体中互相影响,可以导致同化的力量,一个人长期置身于一个群体,耳濡目染,日久天长,就会熏陶形成共同的风尚和气质。
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主要差距不是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在传统上，在文化上，在大学精神上。
一位大学校长说过：“读名校，读的是一种氛围，一种传统，一种精神。”“大学精神”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是校长或大师头脑中自生的。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撞击和融合的结果。可以说，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内在、本质的东西。大学是人才高地，而不仅仅是基地；大学是精神家园，而不仅仅是校园。
我们可以看一看世界上政治、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其国力全面增强、社会高度进步的背后，一定屹立着一批声名显赫的大学。
——如果没有以经典和严谨著称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庇荫，就不可能有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长续发展；
——如果没有以哲思和学术支撑的柏林大学等的精神武装，就没有举世注目的德国哲学体系；
——如果没有倡导“社会服务站”的美国大学，也就不可能形成产、学、研高度统一的现代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同样，可以设想，如果北京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没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没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这些城市是多么地不完整！如果，20世纪1955年的国家要求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在1957年夭折了，西安没有了西安交通大学，又会是怎么样？？
二、从交通大学迁校西安到两地独立建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迎来了学校的新生。昔日的“民主堡垒”肩负起了培养造就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全校师生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改革旧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建立新的专业。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交通大学和全国个兄弟院校一起进行了院系调整，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统一布局，
建国初期进行的第一、二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交通大学的许多院系调往兄弟院校，或者独立建校：航空系、水利系、化工系，纺织系，土木系、汽车系、运起系、理学院和管理学院各系。许多兄弟院校的系科也陆续调入交通大学。
（1）西迁过程 1955年7月21日，高教部通知交大，要求交大于当年开始新校基建，并在次年开始搬迁工作。交通大学方面与陕西省、西安市相关人员研究决定，交大寻址在西安皇甫庄兴庆宫遗址之上，占地1260多亩。
8月20日，西安方面开始进行征地以及校舍建筑设计，筹建中心大楼1幢，学生宿舍14幢，员工宿舍17幢，另有实习工厂、食堂、福利房屋等设施。10月26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破土动工。到1956年夏，西安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工作，可以满足两个年级学生的教学生活需要；1956年1月10日，上海方面公布了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的名单，对动迁人员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在不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对教学科研的物资和设备的调配进行了有序的安排。
（2）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1956年7、8两月，学生3906人、教师243人、职工572人、家属1200人登上在上海徐汇镇开出的交大支援大西北的特殊专列，首趟离开上海，赶赴西安。当时乘车的人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火车图案以及“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样。
（3）1956年9月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开学典礼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有2000余人。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西安新校正式开学上课。至此，交通大学在西安已有师生员工及家属共计六千多人。此后，迁校工作仍在进行，然而此时一些问题已经流露。
（4）迁校惊动了周总理
1957年4月至7月，上海、西安两地师生员工对搬与不搬出现了不同意见，形成“骑虎难下”局面，6月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商讨迁校问题。
周总理表示，西北是落后的，但将来会成为我国建设的巩固后方；上海基础厚、发展快，有责任去支援内地；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多，技术条件先进，因此，要从上海多调动，使全国均衡发展。在周总理关怀下，得出了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实行统一领导的方案；此后，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陆续迁至西安。
（5）从迁校到分设两地到两地独立建校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顺利解决，即从迁校到分设两地到两地独立建校，说明了：交通大学的师生能自觉传承老交大人“工业救国”思想，发扬老交大人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中国富强、要富强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的革命精神。
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将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三、扎根西北，艰苦奋斗的西迁人
在迁校过程中，领导干部、学术带头人、党团员起到了带头作用：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党团员积极服从组织安排；特别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胸怀建设西北大志，顾全国家战略部署大局，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处理了上海的住房，携老带幼，自觉地来到西北。如：陈大燮、张鸿、钟兆琳、沈尚贤、陈季丹、严峻、朱麟五、陈学俊、赵富鑫、黄席椿、周惠久、孙成璠、吴之凤、顾崇衔、张景贤等，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如：万百五、蒋大宗等等，带来了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教风和校风，严谨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科学踏实的管理经验。
将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迁到西安，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没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局面。
一级教授陈大燮（1903—1978），是我国著名的热工专家。在上海时，毛主席曾接见过他两次。迁校时，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
陈大燮教授担任副校长后，仍坚持上讲台，并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教师成长。青年教师试讲，他坐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他勉励青年同志既要严谨治学，又要敢于严格要求; 要把课讲得像“说书”一样吸引学生。他并且带动大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1956年9月10日，西安新校开学典礼上，陈大燮先生讲话说：“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更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积蓄的3万元捐给学校做了奖学金；他的夫人去世前，又把陈先生留给她的1万元生活费、医疗费也捐献给学校。
由陈大燮教授创建的热工教学团队50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的优秀教学团队。
数学教授张鸿（1909—1968）， 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35年留学日本，1937年回国任教。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后，他毅然携病妻弱女，带头来到西安创业，以满腔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紧张繁重的建校工作。
张鸿任副校长后，把老交大传统总结为四句话：“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广为传诵。认真加强了教学工作的管理，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抓好教材建设、实验课程、教学实习等环节，奠定了西安交大重视教学的声誉，发扬了老交大优良的传统。
钟兆琳教授（1901—1990）是我国电机制造事业的奠基人，1932年就自行设计制造电动机成功，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他培养的许多学生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教授和实业家如江泽民、钱学森、王安、丁舜年、张钟俊等。
1954年，钟兆琳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电机系系主任，非常积极地赞成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6年搬迁时，周恩来总理曾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病卧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但钟兆琳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他第一批到了西安。
他勉励青年学生说，“男女青年志在四方”。我们伟大祖国幅员辽阔，很多地方没有开发，这些地方大部分在西北、边疆。为了民族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幸福，青年学生应当抛弃贪图安逸的思想，挑起时代的重任；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了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教师、学生，为交大的成功西迁，作出了贡献。
周惠久教授（1909——1999）1947～1949年到交通大学任教授，1948年起兼任无锡开源机器厂（现无锡机床厂）总工程师。
建国初期，他领导研制国内稀缺而又急需的机器设备，为中国生产了第一台立式车床和蔴纺机等。1952年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周惠久又回到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参加筹建金属学热处理专业；他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西迁的决定。
1958年，率全家迁到西安，任机械制造系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1984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周惠久院士作为我国金属材料强度学科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在材料强度、塑性和韧性合理配合理论、小能量多次冲击理论和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的科学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主持的课题组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重大成果在1965年被誉为全国高校“五朵金花”之一。大量学术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材料强度研究成果花开遍地，培养出成百上千有成就的材料强度科学技术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骨干生力军作用。
“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惠久教授移植在西安交大这块沃土上的光辉的奇葩，是交大西迁后取得的重要成就。
陈学俊教授（1919— ）1939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1946年6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50年，起担任交通大学专职教授，1957年，陈教授全家由上海迁来西安，1980年，陈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陈学俊教授在1979年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进行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使得西安交通大学在两相流与传热方面的研究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校之一。他担任这一重点实验室主任与40余位研究人员从1990年至1998年进行热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还出色地进行应用研究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对动力工程及核反应堆工程安全问题，做出卓越的贡献。他获得过5次国家级奖及6次部委省级奖。
蒋大宗教授（1922— ）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
蒋大宗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创始人之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奠基人。
近30年来，蒋大宗为西安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蒋大宗在计算机辅助医学诊断、功能性神经电刺激、生理信息的提取和信号处理技术、X线数字直接成像和双能量成像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
由于蒋大宗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杰出贡献，他获选为IEEE Fellow，他也是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第一位IEEE Fellow。2006年10月，蒋先生更当选为IEEE Life Fellow（终身会士），也是当选IEEE Life Fellow的第二位中国人。
唐照千教授（1932—1984）1953年毕业留校后，随校西迁；在机械振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力学界的关注和工程界的好评，被校党委确定为重点培养教师。
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拘留审查达4年零7个月之久。1973年被释放出狱后，他不念旧恶，埋头苦干，发奋读书和做实验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计算“止裂”的动力学模型，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重视。1980年4月，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进修；
屈梁生（1931— 2007），1958年举家随交通大学西迁古城西安，一心执著于教学和科研，如今50多年过去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屈梁生这些当年随校西迁、扎根黄土地的热血青年，如今都已两鬓苍苍。他度过了吃野菜喝苞谷糊糊、闹浮肿病的三 年困难时期，也一起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挂牌批斗、去五七干校、下放工厂劳动的艰苦岁月。
回首坎坷一生，屈梁生感慨万千：“一个人的成功，与天赋、勤奋和机遇分不开。每个人都有天赋，也不乏勤奋，但是机遇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好时代给我创造难逢的好机遇，使我终于有机会为国家建设做点事。”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在机械故障和状态监测领域走在世界前列，2003年，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孟庆集教授（1932— ）1956年交通大学涡轮机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为了加快农业生产的步伐，我国有关部门花费10亿元人民币，从法国引进了3套大型化肥成套设备，分装在南京、广州和安庆等地。设备在调试运行期间，在南京栖霞山化肥厂的这套设备的透平机转子叶片竟发生三次断裂，每次断裂停机就要损失45万元之多。但是，法方反诬是我方运行水平问题，当时，化工部邀请有关单位专家和技术人员四十多人,就叶片事故进行技术分析。我校孟庆集讲师应邀参加会议，并担任对外技术谈判主谈。
谈判中他以白己的聪明才智,并且集中了国内其他专家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用大量的计算数据和科学理论,透彻地分析了事故是由于叶片设计存在着强度方面的根本性错误；经多次技术谈判，以我方取得胜利而告终，法方承认了孟庆集“对事故的分析是清楚的，符合实际的”,因而，商业谈判一开始,对方就同意了我方的合理要求，赔偿四个重新设计、性能可靠的新转子,价值六百六十万法郎,同时承担全部运输、安装及专家的费用。这件事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处于拨乱反正、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引进外国技术和投资中，必须重视知识、着重人才，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是一个启发。
孟庆集以真才实学取得对外索赔胜利的消息，198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在和外国厂商技术谈判中显才能—孟庆集分析质量事故有理有据”作了报道，并以孟庆集等人的事迹，配发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作了转载，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孟庆集与外商谈判的先进事迹，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为“臭老九”平了反，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争了光。
1980年5月17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一个文件中作了批示：“像孟庆集这样的优秀人才应该破格提升”。198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以此为背景发表了《论破格》的社论，强调选拔、使用人才，要坚持正确的标准，主要看本人的贡献大小、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高低，提出要破除“论资排辈”，像孟庆集那样的优秀人才应该破格提升为教授，鞭挞了社会上各种“论资排辈”、影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现象。
宣传、表扬一位孟庆集讲师，发扬了正气，说明了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证明了他们确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也是党中央开始重视在全社会必须促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形成。
老花工胡全贵师傅（ ），随学校迁来西安时还不到40岁，为西安交大的绿化事业奋斗了一生，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留有他辛劳的汗水。哪棵树移了，哪片草坪该修剪了，都清楚地装在他的心里。
1973年，老人退休回上海前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抱着他亲手栽种的大树痛哭不已。他是眼看着一棵棵幼苗在自己的亲手培育下成长为参天大树、成为遮蔽烈日的绿荫、成为点缀校园的美景，他实在不舍得离去。是啊，假若人永远不老，胡师傅甘愿在这里奋斗到无限!
1993年6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第二次回母校时对学生代表说：“你们这个地方，苍松翠柏，一片青翠，环境是太好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出智慧，应该产生新的科学家。”
万百五教授（1928— ）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亲是上海市文化界有名的“万氏三兄弟”之一动画家万古蟾。西迁时他丢下年迈的父亲，来到西安；他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他们夫妇在学校工作忙，上海的爷孙们就互相照顾着生活，先是爷爷照顾孩子，后来孙子长大了，能照顾年迈爷爷。每每提到这段往事，万教授的内心就涌动着酸楚。在西迁的交大人中，像万百五教授这样的独子（独女）的人不少，他们扔下个人的小家来到西安，想的是、为的是祖国的大家庭!这就是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万百五教授是自动化和系统工程专家，是中国大系统理论与应用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1981年，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同志来校参加交通大学建校85周年和迁校25周年校庆时说：“历史说明，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的这次迁校的战略措施是成功的”，他又说：“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老校友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9月13日第一次来西安交大视察时，对母校师生满怀深情地说：“交大是我的母校，交大主要部分是迁到这边来了，我读的电机系基本上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严睃教授是我的老师，教我电机设计；沈尚贤教授教我照明学，蒋大宗教授高我几级，他当时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师。我昨天晚上就在想，应该来看望一下母校”。
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原部长周济专程来到西安，参加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暨迁校50周年纪念大会，他在会上说：“交通大学的西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和战略布局调整的成功范例。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没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也正是交大广大师生员工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才使得西安交大得以发展壮大，从而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国家教育的蓬勃发展。在几十年的不懈奋斗中，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书写了交大办学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为交大今后的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济同志又深情地说：“西迁精神不仅是西安交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的光辉写照，更是高教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
一晃57年过去了，当年的西迁到西安的老交大人（除几位院士外）已经全部退休，数百名西迁人已长眠于自己为之奋斗过的黄土高原。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迁的老交大人是开发我国西部的先行者，毋庸违言，交通大学西迁使这些交大人的一生带来了不少困难和牺牲，乃至使他们子女一代的生活轨迹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
西迁人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我们以 ‘爱国爱校，顾全大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传承和创新了交通大学的文化。”
一代老交大人不畏艰苦、默默奉献的西迁精神是个宝，西迁精神是一座无字的精神丰碑，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为建设祖国西部英勇奉献的壮丽凯歌，是西安交大人的骄傲，开发西部需要它，发展交大仍然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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